四時更變化二句：“更”，替也。“更變化”，謂互相更替在變化著。
晨風懷苦心二句：“晨風”，鳥名，就是鹯，鷙鳥。是健飛的鳥。“懷苦心”，即“憂心欽欽”之意。“蟋蟀”，是承上文“歲暮”而言。“局促”，不開展也。“蟋蟀在堂”就是“局促”的意思。秋季漸寒，蟋蟀就暖，由曠野入居室內，到了“在堂”，則是秋意已深的時候，而蟋蟀的生命也就垂垂向盡了。“傷局促”，隱喻人生短暫的北哀，提示下文“何為自結束”的及時行樂的想法。
蕩滌放情志二句：“蕩滌”，猶言洗滌，指掃除一切憂慮。“放情志”，謂展胸懷。“結束”，猶言拘束。“自結束”，指自己在思想上拘束自己。
燕趙多佳人二句：“燕趙”，猶言美人。“如玉”，形容膚色潔白。
被服羅裳衣二句：“被服”，猶言穿著，“被”，披也。“理”，指“樂理”，當時藝人練習音樂歌唱叫做“理樂”。
弦急知柱促：“弦急”“柱促”是一個現象的兩面，都是表明彈者情感的激動。
馳情整中帶二句：“馳情”，猶言遐想，深思。“中帶”，內衣的帶子。一作“衣帶”。“沈吟”，沉思吟詠。“躑躅”，住足也。是一種極端悲哀的情感的表現。這兩句是說：由于聽曲感心，不自覺地引起遐想、深思，反復沉吟，體味曲中的涵義，手在弄著衣帶，足為之躑躅不前，完全被歌者深沉的悲哀吸引住了。“聊”，姑且。表現無以自遺的悵惘心情。
思為雙飛燕二句：上句是說愿與歌者成為“雙飛燕”。下句是“君”，指歌者。“銜泥巢屋”，意指同居。
鑒賞
　　處在苦悶的時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生命哲理，其苦悶就尤其深切。苦悶而無法擺脫，便往往轉向它的對立一極——蕩情行樂。此詩所抒寫的，就正是這種由苦悶所觸發的滔蕩之思。
　　詩人大約是獨自一人，徘徊在洛陽的東城門外。高高的城墻，從眼前“逶迤”（綿長貌）而去，在鱗次櫛比的樓宇、房舍外繞過一圈，又回到原處、自相連接——這景象正如周而復始的苦悶生活一樣，單調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轉眼又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的秋風，在大地上激蕩而起，使往昔蔥綠的草野，霎時變得凄凄蒼蒼。這開篇四句，不僅描述著詩人目擊的景象，其中還隱隱透露著詩人內心的痛苦騷動。生活竟如此重復、單調變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無情時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這風中的綠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過，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詩人能不驚心而呼：“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這樣引發出詩人對時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悵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聽那天地間的鳥囀蟲鳴，似乎也多一重苦悶難伸的韻調：“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即“?鳥”，“局促”有緊迫、窘困之意。鳥在風中苦澀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臨、生命窘急而傷心哀鳴。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時光流駛的遲暮之悲。這一切似乎都從相反方面，加強著詩人對人生的一種思索和意念：與其處處自我約束，等到遲暮之際再悲鳴哀嘆，應當早些滌除煩憂、放開情懷，去尋求生活的樂趣——這就是突發于詩中的浩然問嘆：“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以上為全詩之第一節。讀者可以看到，在此節中盤旋往復的，其實只有一個意念，即“蕩滌放情”之思。這種思緒，原本來自于詩人自身生活中的苦悶，與所見景象并無關涉。但詩人卻將它移之于外物，從衰颯悲涼的秋景中寫來。便令人感到，從“高且長”的東城，到凄凄變衰的秋草，以至于?鳥、蟋蟀，似乎都成了苦悶人生的某種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個聲調哀嘆：“何為自結束”、“何為自結束”！這就是審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這種貫注于外物、又為外物所烘托而強化的情感抒寫，較之于直抒其懷，無疑具有更蓬勃的蔥蘢的感染力。自“燕趙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蕩情”之意，抒寫詩人的行樂之境。－－當“何為自結束”的疑慮一經解除，詩人那久抑心底的聲色之欲便勃然而興。此刻，身在“東城”外的詩人，竟做了一個極美妙的“燕趙佳人”夢：他恍惚間在眾多粉黛叢中，得遇了一位“顏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轉眼，這佳從便“羅裳”飄拂、儀態雍容地端坐在詩人家中，分明正錚錚地習練著靖商之曲。大約是因為琴瑟之柱調得太緊促，那琴間竟似驟雨急風，聽來分外悲惋動人——讀者自然明白，這情景雖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實際上不過是詩人那“蕩情”之思所幻化的虛境而已。所以畫面飄忽、轉換也快，呈現出一種夢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著兩句：“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且前且退貌）”。“中帶”，一本作“巾帶”。關于這兩句寫的指何人，照張庚的說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于我，必先自正其容儀……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詩十九首解》）。那么，“馳情”而“整中帶”者，就是詩人了。那當然也有道理（只與整句不太連貫）。不過，苦將其視為佳人的神態表現，恐怕還更有韻致些。因為佳人之“當戶”理琴，本來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對面，正目光灼灼注視著她，并為她的容顏、琴音所打動，而為之目凝神移的，還有一位夢想著“蕩滌放情志”的詩人。正如吳淇所說：“曰‘美者’，分明有個人選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個人促他”分明有個人在聽他；“曰‘整中帶’，分明有個人看他；曰‘躑躅’，分明有個人在促他”（《選詩定論》）。“馳情整巾帶”兩句，正是寫佳人在這“選”、“聽”、“看”、“促”之下的反應——多情的佳人面對著詩人的忘形之態，也不覺心旌搖蕩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澀，有些躊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躑躅”（已舍琴而起），表現出一種“理欲交戰情形”；但內心則“早已傾心于君矣”——這就是前人稱嘆的“‘馳情’二句描寫入神”處。在這種圖畫也“畫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終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借飛燕雙雙銜泥巢屋之語，傳達與詩人永結伉儷之諧的深情，真是“結得又超脫、又縹緲，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朱筠《古詩十九首說》）。
　　這就是詩人在“東城高且長”的風物觸發下，所抒寫的“蕩滌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說，是詩人苦悶之際所做的一個“白日夢”。這“夢”在表面上很“馳情”、很美妙。但若將它放在上文的衰秋、“歲暮”、鳥苦蟲悲的蒼涼之境中觀察，就可知道：那不過是苦悶時代人性備受壓抑一種“失卻的快東與美感的補償（尼采），一種現實中無法“達成”的虛幻的“愿望”而已。當詩人從這樣的“白日夢”中醒來的時候，還是會因苦悶時代所無法擺脫的“局促”和“結束”，而倍覺凄愴和痛苦。
創作背景
　　此詩是《古詩十九首》之一。《古詩十九首》大約是東漢后期作品，作者已佚，大多是文人模仿樂府之作。今人綜合考察十九首詩所表現的情感傾向、所折射的社會生活情狀以及它純熟的藝術技巧，一般認為這十九首詩所產生的年代應當在東漢獻帝建安之前的幾十年間。當時的士人們處在苦悶的時代，面對人生苦難與多種不幸，真正感悟到了“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生命哲理，因此，對人生、對生活的苦悶油然而生。在苦悶而無法擺脫時，士人們卻轉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蕩滌放情志”的無奈之中。此詩正是因苦悶而觸發滔蕩的情懷而作的，大約作于詩人獨自一人徘徊在洛陽的東城門外之時。